许怀谷笑了一下，笑容有些酸涩。
“怕啊。”
“她送我出门时，把家里最后两个鸡蛋煮了给我带着。走到村口，又追上来塞给我三十个铜钱，说若实在学不会，就别硬撑，回来种地也成。”
“后来下官在技院第一次月考，算学拿了甲等，先生把名字贴在墙上。”
“我托人给家里捎信。”
“我娘不识字，听人念完，在村口哭了一场。”
“再后来，下官进了青州府衙度支房，当书办。虽然不是官，可每月有俸米，年底有考课。做得好，先生会夸，府衙会记功。”
“这次公爷调人来长安，下官被选上了，月俸还多了一两银子，我娘托人捎话，说邻里如今都改口了。”
“改口叫什么？”
“不叫我落第鬼了。”
许怀谷顿了顿，有些不好意思，又忍不住挺了挺背。
“叫我许吏员。”
这三个字落下，田埂边忽然安静了一瞬。
远处修沟的号子声还在，孩子提水的笑闹声还在，泥水从沟底缓缓流过的声音也还在。
可孙伯庸心里，却像是被重重敲了一下。
许吏员。
这个称呼，连朝廷正式品官都算不上。
可对许怀谷这种人来说，这三个字，已经足够把他从泥里拉起来。
足够让乡邻改口。
足够让一个病死前都觉得儿子没出息的父亲，在九泉之下少一分遗憾。
足够让一个押了两亩薄田的老母亲，直起腰来做人。
孙伯庸长长叹了一口气。
他忽然明白，林川这套吏治为什么可怕了。
奏疏上的那些大话，根本不重要；“西北特别治区”这六个字，也根本无所谓；甚至先行后报、独立选官、三方查账、禁军入驻这些朝堂上吵得天翻地覆的规制，此刻在他眼中，都不过是林川故意要摆出来的棋子。
它们的作用，都是为了让朝堂百官们争吵，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
而真正可怕的，是在所有人都不注意的地方，新政的根，已经悄然地，深深地，扎进了西北。
这新政的根系，就是许许多多像许怀谷一样的、没有走过科举独木桥的、被士族放弃的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吏。
他们过去全被堵在了官场门外。
可他们读过书，会写字，会算学，也懂百姓疾苦。
往日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