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主任和王处长一行人的脚步声渐行渐远，病房门轻轻合上。
祁同伟疲惫地闭上双眼，开始在脑海中复盘方才那场不动声色的交锋。
这场看似简单的对话，实则处处考验着他对分寸的极致把握。重伤初愈的身体本就虚弱，事前长达一小时的密集采访已耗尽他大半精力，而与王处长后续的周旋，更需要全神贯注。
他清楚地知道，打压他祁同伟本非王处长的本意。即便祁同伟不计后果的乱说一气，至多不过让厅里领导对王处长有少许微词——一个从鬼门关走过一遭的人，情绪偏激些，王处长控制不住也情有可原。
至于逼得一位部里挂号的英雄萌生去意？这责任更落不到王处长头上。毕竟辞职手续尚未启动，自有其他层面的人前来“做工作”。
而让部里的丁主任看了场“家丑”，需要为此善后的资源，也轮不到王处长自掏腰包。
因此，王处长愿意付出的耐心和资源，绝不能超过“厅里领导稍有微词”这个代价的阈值。
如今看来，王处长付出了什么？几句不痛不痒的劝慰，一笔提前发放的奖金，三个月无关痛痒的病假——这些于他而言，算得上损失吗？
倘若他祁同伟当时不知进退，坚持不松口，耗尽了王处长的耐心，或是让对方误判了他的真实意图——譬如，认为他是铁了心要调往北京与陈阳团聚——那局面便会急转直下。一旦撕破脸皮，便再难转圜，这绝非祁同伟想要的结果。
他对这个时期政法系统中高层干部们都不了解，对王处长的脾性、底线也不熟悉，方才的试探，无异于走钢丝。所幸，一切顺利。
他暂时保住了警服，依然在体制的羽翼之下，更赢得了三个月自由支配的宝贵时间，可以心无旁骛地备考。那笔提前发放的奖金，更是雪中送炭。
山区基层的工资微薄，他每月到手不过620元。工作一年半，省吃俭用，加上不时寄钱回家，存款仅四千余元。而此次立功的奖金是一万元，这是明文规定，无人会克扣。
手握这一万四千元，足以支撑他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潜心学习。待考学之事落定，再谋他法筹措资金。眼下，时间才是最昂贵的货币，绝不能浪费在蝇头小利上。
本来祁同伟还想着要不要寄点钱回家给父母，父母思想传统，上辈子没有子女，让他愧疚良多，这辈子有机会再孝顺一次，他是很愿意付出的。
但转念一想，这个钱寄回去父母也只会存起来，还是要把钱花在刀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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