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东省委的民主生活会，开到第三个小时，气氛终于有了那么点“红脸出汗”的意思了。
但这“汗”，出得很有讲究。
前面几个回合，大家都心知肚明，是热身，是铺垫，是给彼此一个台阶。批评沙瑞金建篮球场？批评祁同伟孤芳自赏？那算什么？
就连田国富被祁同伟、刘长生、吴春林三人联手“围攻”，看似凌厉，最后也被他一句“巡视组的钟副主任要求刁钻”给四两拨千斤地化解了——顺便还给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分手费”言论做了个官方背书。
所有人都清楚，真正的戏肉，在高育良这儿。
高育良自己也清楚。
所以当他最后一个发言，用四十年工作经历做引子，从性格里的“调和”讲到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最后主动揭开吕州美食城的伤疤时，整个会议室都沉浸在一种微妙的、松了口气的敬佩里。
这自我批评，深刻、诚恳、有历史纵深感，甚至还带点文人自省的诗意。连沙瑞金都带头鼓了掌。
掌声落下，沙瑞金却话锋一转，轻飘飘地问了一句：“育良同志，《德意志意识形态》我在党校也学习过。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你谈了，依附性呢？”
会议室里，那刚松弛下来的空气，瞬间又凝住了。
高育良推眼镜的手微微一顿。镜片后的目光闪烁了一下，很快恢复了平静。他抬起头，脸上依旧挂着那标志性的儒雅笑容，只是笑意却浮于表面。
“沙书记说的是。”他的声音依旧平稳，像是在回应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作建议，“知识分子确实还具有‘依附性’这一特点。”
话刚落音，田国富开口了。他等这个机会，等了整整三个小时。刚才被祁同伟三人围攻的憋屈，此刻化作了恰到好处的追问力度：“那育良同志自认知识分子，是否也拥有这一特点呢？”
高育良转过头，看向田国富，笑容不变：“马克思的归纳总结，我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自然也是难逃这个窠臼。”
“那你是依附……”田国富往前探了探身子。
高育良笑着，一字一顿地打断了他：“自然是依附D组织了。还能依附谁？”
这三个字，像一颗被轻巧放下的棋子，啪嗒一声，定住了棋盘。
田国富的脸僵住了。
高育良的这句话，逻辑上滴水不漏。在座的每一位，谁敢说自己的党性不是依附于组织？谁敢反驳这个政治正确的标准答案？但所有人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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