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的疲惫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取代了，是那种长期的、无法对人言说的压抑。
“刘书记，”他喊了一声，声音比刚才低了些，“我们搞科研的，这些年在工地上蹲着，也遇到过不少难处。有时候材料不合格，有时候设备跟不上，有时候明明做对了方向，但数据被人压住了，因为有人觉得这个实验‘不合时宜’。我不敢说能理解你全部，但那种感觉，我懂。”
丁伟站在旁边，一直没插话。他靠在墙边，手里那杯酒端了半天没喝，听着两人说话，脸上的表情从嬉皮笑脸变成了若有所思。
他这人看着大大咧咧的，实际上心思细得很。
当晚几人彻夜长谈。
谈到了未来，因为西南做的项目，很多都是为导弹工程做准备的。
攀钢供应特种钢材，西昌那边组装，两边的进度像两根拧在一起的绳子，哪一头松了，另一头也要跟着垮。
刘国清说，攀钢的高炉已经点火了，现在的问题是配套焦煤供应不上。
青海那边的煤矿产量够，但运输线被运动影响了，车皮调度不顺畅，焦煤堆在矿区运不出来，高炉那边在等米下锅。
郭先生说，西北那边的实验也在等材料。
他们去年试了几炉特种钢，性能始终差一点。不是配方问题，是冶炼温度控制不够精准。
他说到这儿的时候看了刘国清一眼，意思是，这事儿攀钢解决不了，其他地方更解决不了。
丁伟在旁边插了一句嘴，说你们俩说的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字——路。
路通了，什么都通了。路不通，什么都卡着。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随意，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但在场的人都听得出来他说的分量。
那几年各地的交通线被运动冲击得最厉害，铁路、公路、水路，到处都在堵，到处都在停。
几人聊到后半夜。
刘国清提出一个想法——把攀钢和西北实验基地之间的物资调度打通，不再经过省里层层审批，直接走军工线。
郭先生同意，丁伟也表示可以协调。
窗外夜色渐渐淡下去，从深黑变成了灰蓝，又从灰蓝变成了鱼肚白。
天空泛起了鱼肚白。警卫员牟其中急匆匆地推门进来，手里攥着一封电报，指尖捏得发白。他站在门口，嘴张了几下才发出声，声音又急又慌，跟平时那个沉稳的年轻人判若两人：
“郭先生、刘书记、丁所长……刚刚我收到电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