谕一惊，回道：“节哀。”
刘春霖说：“吴院长曾经告诉我们，新学是未来之学，而且庞杂繁复，比之儒学甚之百倍。而基础学科如数理等学问，更应该推广开来，毕竟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学帝王之学。”
李谕并没有和吴汝纶有过多少交流，没想到这个做了多年书院院长的老学究，竟然有这样开明的思想，难怪能当京师大学堂的中文总教习。
他可比岳麓书院那位顽固守旧的山长王先谦好多了。
于是李谕继续同刘春霖聊起来：“我记得吴院长曾经在花甲之年远赴日本考察过教育。”
刘春霖说：“没错，这趟旅途对院长影响颇大，他去的地方不多，但第一站就去了马关。遥想当年李中堂在这签下丧权辱国的条约，还中了一枪，身心俱损，令院长感慨不已，写下了‘伤心之地’四个大字。”
吴汝纶和李鸿章有不少交集，因为他两个都是曾国藩的门生。
曾国藩的门生里，最出名的肯定是李鸿章。不过李鸿章并不是“曾门四弟子”。
在四弟子中，曾国藩最期盼会有成绩的，是张裕钊和吴汝纶。
看得出，京师大学堂复办时选择的这些人，都极为匹配：张百熙、严复、林纾、辜鸿铭、吴汝纶，以及美国人丁韪良，都是有本事、有能力又真心想办新式教育的。
李谕说：“吴院长爱国之心，可敬可佩。”
刘春霖继续说：
“院长回来后，多次告诫我们有机会应当在求取功名之外多学学西学，并且不应只限于政法。
“他提到在日本时，一位叫做山根的少将来拜访过他，两人谈及吴院长的儿子以后的志向是什么时，院长回道，日后将学政治法律。
“山根少将听后哈哈大笑，然后说，‘贵国人喜学宰相之学，满国皆李傅相也’（即李鸿章）！
院长甚为触动，回国后亲言，即便是学西学，中国学子仍读书只为考取功名，学所谓‘帝王之术’，想的是如何做大官，埋头做事的基础学科则无人问津，这是万万不成的。”
李谕听了也挺感动，说道：“好一句‘满国皆李傅相也’，但大多世人仍旧蒙在鼓中，看不清时局。”
吴汝纶老先生出国也算是受辱，但起码明白知耻而后勇，可惜过早去世，没有看到科举废除的那一天。
不过就算真看到，他做了一辈子儒学教育，内心估计也会非常纠结吧。
而那位日本山根少将说的话非常鞭辟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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