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强化其“藩属国”地位。
至元十一年（西元1274 年）忽必烈更是将“皇女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于世子愖”，从而使元朝和高丽之间除了存在宗蕃关系之外，又增加了“王室姻亲”关系，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忽必烈所说的“义虽君臣，欢若父子”的局面。从此，“蒙元朝廷”完全掌控了朝鲜半岛的政治局势，并且在不知不觉中使得征服欲望膨胀。
于是，元世祖将目光投向了日本，并希望通过遣使通好的方式，使日本也一并成为元朝的“藩属国”，以达到孤立南宋，早日统一的目的。只可惜，此举并未能获得成功，因为倭人瞧不起马背上的游牧民族。
根据史书中记载，西元1266年，郎赫德、殷弘携带“蒙元”国书出使日本，且国书中用汉文写道：“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当元朝遣使通好并带有威胁意味的“国书”到达日本后，如何处理这一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日本大权旁落的京都朝廷和实际掌权的镰仓幕府执权北条家发生了分歧。“幕府”朝廷认为应当对蒙古在国书中提出的要求以平等立场提出婉拒，但幕府认为国书内容带有威胁意味，十分无礼，不必理会，让其自讨没趣。
最终，元世祖决定起兵东征日本。其实，这并非元朝第一次遣使诏谕日本，因在至元三年（西元1266年）八月，忽必烈第一次派遣使者出使日本，文书中不乏“和好”、“通好”的字眼，但同样带有命称臣之意。
在至元四年、五年、十年，元世祖均派遣过使者出使日本，但均以失败告终。日本人多次的不理不睬已经让元朝感到颜面尽失，“既然礼”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那只好用“兵”来解决，这在古代叫“先礼后兵”。
因此，可以说元朝出兵日本，除了为了达到孤立南宋的政治目的之外 ，也不乏有挽回颜面的目的，当然也有一展大国威严之意。至元十二年（西元1275年），杜世忠一行人出使日本，但却被幕府斩于镰仓西郊的龙口。倭人本意是警示元朝避免战争再起，可这一行为激起了元世祖的怒火，准备第二次进攻日本。
“文永之役”时，由于军队人员构成、战备物资不足的原因，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这对于一向习惯了胜利并习惯了征服的“蒙元朝廷”来说，绝对是一件不能容忍之事，所以出征日本成为了一件势在必行事情。
另一方面，元朝也是出于稳定国内局势的考虑，需要一次胜仗来对中原地区蠢蠢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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