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高。但他也足够聪明，毕竟是李世民的儿子，重新捡起来也是相当的快。
朝臣之中，对于牛僧孺和李德裕，李世民倒也没有太过于排斥。
二人党争不假，但二人的能力也都有目共睹。
自从李恒即位以后，牛僧孺改任御史中丞，专管弹劾检举官吏过失的事儿。得到权力的他精神大振，依法治理冤狱，刚正不阿。长庆元年，宿州刺史李直臣贪赃枉法，其罪当诛。李直臣贿赂宦官为他说情，李恒也当面对牛僧孺言明“欲贷其法”，意思就是想宽恕他的罪行。然而牛僧孺据理雄辩，强调应坚持国家法制。李恒被牛僧孺的正确论述所动，“嘉其守法，面赐金紫”，加官同平章事。
牛僧孺为官比较正派，他不受贿赂，在当时很有好名。韩弘入朝为官时，其子曾厚赂宦官朝贵。韩弘父子死后，皇帝派人帮助其幼孙清理财产时，发现宅簿上“具有纳赂之所”，至僧孺名下，独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钱千万，不纳。”
但牛僧孺的缺点也很明显，就像是司马光一样，单纯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李德裕要收复维州时，牛党说“维州缓而关中急”。而吐蕃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投时，却急忙命令尽力收复。
伱别说，你还真别说。在妥协反战这一块儿，牛僧孺和司马光还真差挺多。司马光那是纯主和，而牛僧孺主要是双标。
而李德裕后期在唐武宗李炎执政的时期，辅佐唐武宗开创“会昌中兴”，在他的执政期间，政绩主要集中在反击回鹘、平定泽潞、加强相权、抑制宦官、裁汰冗官、储备物资和禁毁佛教之上。
当然了，李德裕也不光是收拾佛教，对于道教他也不太看得上眼。唐武宗李炎崇信道教，道士赵归真很受宠信，李德裕屡次进谏，甚至不惜冒犯皇帝也要直谏。
像范仲淹就评价他“李遇武宗，独立不惧，经制四方，有相之功，虽奸党营陷，而义不朽矣。”，后世的史学家还有政治家都对他抱有极大的肯定。
就算是外国历史学家，也对李德裕抱有极高的赞誉：通过他留下的大量政事文书来看，李德裕之所以享有一位极端干练的行政官员的名声，不光是同情他的历史学家描写的结果。他善于掌握细节，会斟酌别人的长处和短处而量才加以使用；能够协调大规模的政府行动，并且向皇帝提交设想复杂的建议——这些才能都不时地反映在他的奏疏和代拟的制诰之中。
在这些方面他足以与陆贽相匹，而在实际工作方面又或过之。主要由于李德裕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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