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账房先生，若是大庭广众之下遭到嘲市区，这脸可丢大了。
反正报纸早晚能看到，也不急于一时。
吕庆厚打定主意，也有了自己的猜测和想法。如果新学降低标准，自己要不要去试试，博个一官半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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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校还真不奢望开塾教学能培养出什么高端人才，但当时的人们也不清楚教育普及率对于国家强大兴盛与否的关系。
不用什么初中高中，如果大明的百姓有一半能看个报纸、读懂告示，在世界上也就无敌了。
而降低入新学的标准，也不是谁都能进，还要有个考试。但这个考试不难，秀才都能过，还没有名额限制。
这样一来，象吕庆厚这样达到秀才程度的文化，却只能在人数竞争中败下阵来的，便有了机会。
朱由校对官员的要求，也算不上如何严格。能奉公守法，能依法办事就行。
当新的一期报纸被各地不断翻印，所颁布的举措和办法也传遍了大江南北。
不管怎么议论，是褒是贬，是喜是恨，朱由校增加新学生员的目的总归是达到了。
至于大宋因善待文人而国祚长远，或者说文人因感恩而忠贞报效，朱由校认为不全面。
还有很多人认为宋朝对待文人志士的尊重，使得在已经无力抵抗外敌侵略，在蒙古外族的铁蹄肆虐时，众多的文人才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精神。
而明朝因苛待文人，使文人斯文扫地，所以才在将要灭亡时，出现了一大批不知廉耻的文人。
朱由校觉得也不全是那么回事，至少不是主要原因。
如果谈到知恩图报，明朝的那些权贵、官商，以及享受各种优待政策的士绅生员，难道不该感恩，不该报效？
说到宋朝的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明朝也有张煌言、文安之、沈廷扬等民族英雄。
也就是说，气节就是气节，和知恩图报没有太大的关系。非要拉扯上联系的，无非是给自己当汉奸找借口罢了。
而且，朱由校也并不觉得是苛待读书人，也不把某些读书人视为国家栋梁，更不指望他们成为民族脊梁。
读书人这个范围太过宽泛，朱由校又要给他们定义分类，实行区别对待了。
国家风雨飘摇，面对外敌肆虐，你就应该投笔从戎，哪怕以笔为武器，提振民心士气，那也是好的读书人。
现在还没叫你们上阵杀敌呢，只不过是成为国家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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