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是想等毛文龙、苟真怀传来朝鲜的进一步消息，再在朝堂上进行讨论，以便最后决定。
但他没想到在登州的袁老师呈上的奏疏，直接把这件事捅到了朝堂上，掀起了一场大争论。
说起来也不意外，在一个根深蒂固的纲常伦理国家，袁可立自然也禀持着这样的普世价值。
在他看来，朝鲜擅自发动政变废除一个合法且与明有交的君主，绝对是一件忤逆不道的大事，是不能接受的。
“李珲袭爵外藩已十五年，于兹矣，倧即系亲派，则该国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容倒置。即珲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
袁老师的观点鲜明，政变是非法的，是违背纲常伦理的，“即珲果不道”也应该“待中国更置”，他甚至主张派兵“声罪致讨”。
所谓的“声罪致讨”，就是派明军入朝，再把李珲扶持起来当国王。
因为不是占领朝鲜，袁可立也不认为朝鲜人会臣服李倧，并与天朝上国的官兵作战。所以，把李珲再送上王位，或许并不需要兴师动众。
即便如此，朱由校也不同意袁老师的判断，更不同意贸然采取行动，打乱针对建奴的军事计划。
李珲是个骑墙派，虽不敢仇明亲金，但对东江军的帮助也很有限；如果李倧能够接受他想出的条件，便能对后金形成更大的威胁。
只从利益上讲，承认李倧的合法性，也是朱由校的选择。至于什么程序合法，什么篡逆，睁一眼闭一眼又有何妨？
拿着袁老师的奏疏，朱由校思之再三，没有留中不发，或是用密奏形式先做通袁老师的思想工作，而是选择了在朝堂上进行廷议。
必须让朝鲜方面知道明廷对于承认和册封是有不同意见的，让他们进行争取辩解，做出承诺，并接受明廷的条件。
如果轻而易举地得到承认册封，李倧不会珍惜，也不会卖力，怎能成为四方布置的关键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