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开国皇帝对于国家制度的设计多借鉴前朝，从而规避一些陋习。
明朝的制度设计，多在宋、元两国。
元朝自不必提，蒙古人败在治国过宽，属于粗放式的管理，只要收够钱，民间事物大小一律交给土豪劣绅，甚至实行包税制。
这种情况下，穷者无立锥之地，富者阡陌相连，民不聊生。
所以明朝就以严治之，恢复到了宋时的封建管理。
在宋朝方面，明朝上下得出的结论是，宋人骨子太软，岁币求和，一步退，步步退，最后退无可退，只能亡国。
所以，骨气就得到了重视。
表现就在于文官们以廷杖为荣，骨头越硬越受到官场的重视，相当于功勋。
土木堡之变，哪怕皇帝被俘，也拒绝议和；明末崇祯朝，议和的陈新甲被杀。
一味的硬气，失去了柔和，表面上很解气，实际上却错失了良机。
一张一弛，才是王道。
为了培养士子的傲骨，也是为了收买人心，大明实行优待士人的国策。
太祖高皇帝免掉了所有现任官员的徭役；嘉靖二十四年的《优免则例》规定，京官一品优免役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以下递减，至九品优免役粮六石、人丁六丁；外官减半；举、监、生员优免粮二石、丁二人；致仕优免本品十分之七。
到了万历三十八年的《优免新例》又规定，现任甲科京官一品免田税一万亩，以下递减，八品免田两千七百亩；外官减半；致仕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进士优免田最高可达三千三百五十亩，未仕举人优免田一千二百亩；生员、监生免田税八十亩。
也就是说，在万历三十八年以前，普通的秀才举人，在法律上根本无法无限制免税，只是免税两石罢了。
后来一步步地得寸进尺，进而优免范围扩大化。
毕竟普通人，谁会去看《大明律》？
多占，多吃，才是王道。
地方的衙役们，也不敢得罪举人秀才，只能任其免税，将剩下的赋税摊派到其他的百姓身上，欺负老实人成了共识。
到了张居正时期，一条鞭法就来了。
严格按照大明律来征税，从士绅嘴里抠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
所以人亡政息，就不可避免了。
难道万历皇帝不知道一条鞭法的好处嘛？
他当然知道，但同样他明白，张居正去世后，大明朝廷之中已经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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