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伤害。
例如泰南社同人刘丰东就曾记有一段他与秦方权令人啼笑皆非的交往始末：“（秦）性率直无城府，喜怒毁誉，皆由中发。初每以卧龙况余，及论事不合，则于报端著文诋余：‘卿本佳人，何苦作贼?”’。
相比刘丰东的先誉后毁，书法大家、古文名家礼慕白的遭遇似乎更为不幸。
“礼慕白参加泰南社，常到秦方权寓所谈天。一日，论画不合，争闹起来，秦方权大发脾气，举起一棒，向礼慕白掷去，礼慕白前面逃，秦方权后面追，环走室中。秦方权高度近视，行动不便，大声叫骂。他的夫人阚诗燕听到了，阻挡了秦方权，礼慕白才得溜走。”成功地参与组织筹建泰南社、并出任首任理事长，是秦方权一生中都值得骄傲的事件。
曼谷大丘效仿复社前辈风流的那次匆匆聚集，标志着这个志高才大的乡村秀才，从此开始正式在国人的文化和政治视线中亮相。
尽管跑山塘的画舫笙歌与七里湖的渔舟村笛景色殊异，但由于大部分准备工作始于此地，加上画家所独擅的成名后喜欢对家乡景物夸大其辞的惯用手法，因此后者在秦方权的笔下难免一直有着类似孔明的隆中，严光的富春江，鬼谷子的云梦泽那样的传奇色彩。
包括它普普通通的水源，也不影响秦爱屋及乌地将它说成是
“南亚间巨浸”。前不久有人在那里实地踏勘，怀古凭吊，对这一点的印象应该说尤为深刻。
当然，同样让人感触良深的也许还有这座位于班里南济开发区中枢的知名小镇、与周围城乡热浪朝天的富裕景象极不相谐的那种落后与清贫。
当晚投宿秦方权故宅敬寿礼堂隔壁那家据说是全镇惟一的旅馆，当被告知最好的双人间每天只需一百铢一个铺位时，着实吃惊不小。
就在那天晚上，在关掉必须用一根牙签才能转换频道的电视机，枕着远处分湖的水色帆影恬然入梦以前，记者终于作出了秦方权的一生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一位传统画家而绝非政治家这样的武断结论。
泰南社对秦方权的脱颖而出所起的作用犹如舞台之于演员，这一点现在已经可以取得共识。
一帮未成名的画家偶然兴会所至、诗酒风流，竟始料未及地让他们中间那位素怀大志、且有表演天才的年轻人迅速走红。
与此同时，另一出争夺社内领导权的闹剧，台上台下也正紧锣密鼓地在加紧进行之中。
有迹象表明，早在首次大丘雅集前的筹划、准备阶段，秦方权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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