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他很快又恢复了知觉，尽管眼下他连一个字都说不了：现在，他的眼前不是一片黑暗，不是像关上电视机后的屏幕那样一团漆黑，不是的，他的视野继续存在着功能，就像一架摄影机，在它的操纵者突然死掉后，摔翻在地上，但仍然继续在拍摄着，它以固定的画面，记录着落到镜头中来的一切：墙壁和镶木地板的一角， 一段没有框定的柱脚，一截子管道，机割地毯边缘上一段粘合的毛线。他想站起来，但挣扎中却更重地倒下。其他一些人跑了过来，不过好像没有穿蓝衣服的年轻女子，他感到有人朝他俯下身子，有人给他脱去外衣，有人把他仰面放平，有人去找电话，随后，救护人员坐着急救车迅速地赶到了。
救护人员是几个年轻小伙子，文静，强壮，令人放心，他们穿着海军蓝的工作服，皮带上装备有皮制的小器具和弹簧钩。他们轻手轻脚地把姆努斯肯抬上一个担架，又小心翼翼地把担架送人到车厢中。现在，姆努斯肯感到自己得到了保护。他没有想到这一次发作跟二月份的那次十分地相像，只是更难受一些，他还想在救护车中找一些什 么话头来说，但别人很和蔼地示意他，在到达医院之前最好一直闭着嘴。他只得闭上了嘴。随后，他又昏厥了过去。
当他睁开眼睛时，首先映入他眼眶的，是他周围的一片白色，就如同当初在大浮冰上看到的那样。姆努斯肯躺在一张可调节高低的单人床上，床垫坚硬，裹得很紧，小小 的房间里只有他这张床，除了白色，就只有远处的一点点翠绿，那是从窗户的方框框中映现出的一段树木。床单、盖被、房间的四壁，还有天空，都是一样的白色。 唯一的绿点子，遥远的树，可能是种植在巴黎的三万五千棵梧桐树中的一棵，是七千棵椴树中的一棵，或者是一万三千五百棵栗树中的一棵。不过，这同样很可能是 我们还能在最后的空地上遇到的那些树中的一棵，我们可能永远也记不得它叫什么树，或许它根本就连名称都没有，只不过是一株巨大的杂草，莫名其妙地抽薹的一 朵野花。尽管它处在很遥远的地方，姆努斯肯依然试图把它认出来，但这一微弱的努力足以把他累垮，他又闭上了眼。
五分钟之后，或是第二天早上，当他再度睁开眼睛时，背景依然没有变，但姆努斯肯，这一次，克制住了自己，不再去打开树木的案卷。他实在很难证实，自己到底是在竭力地什么都不去想，还是根本就没有在想任何东西。当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并且分辨出，有一个的异物挂在他的鼻子上，并弄得他稍稍有些斜眼时，他真想伸出手去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