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队，去窗口办理业务，认真地在取钱凭条上一笔一划地签字。
还有的老人定期给有关部门打电话，喋喋不休反映小区的水电暖问题。”
赵耀说：“这些老人太孤独了。
他们不想这个世界忘记他们的存在。”
题安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这种和社会渐行渐远的离群老人们的孤独，接近于无解。
这是老龄化社会的社会性难题。
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那些老人们在咽气之前，已经经历过了社会性死亡——没人记得。
也许正是这样，想拼命证明自己活着的老人们，才会盲目地相信凶手。
凶手是他们和世界最后的联系。”
赵耀说：“我有几个基于心理分析的想法。
首先是摘眼球。我并不认为凶手摘眼球，是要贩卖器官。
老人的平均年龄很大，这个年纪的老人，患青光眼、白内障等眼部疾病的概率大，角膜功能也较年轻人差。
六到六十岁的健康人的角膜，才是最佳的角膜供体。
如果凶手的作案动机是要进行器官买卖，他是不是会选择更年轻的受害者？
眼睛在心理学上，很多时候是一种象征，甚至图腾。
有一种可能性，凶手信奉某种以眼睛为图腾的邪教，摘取人的眼睛能获取人的灵魂。
还有一种可能性，身份识别。
凶手要的不是整个眼球，而是虹膜。
犯罪现场没有条件直接摘取虹膜。
所以凶手挖走了受害老人整个眼球。
虹膜和指纹一样，在婴儿几个月时形成，终身不变。
世界上没有人有相同的虹膜。
我想凶手摘取虹膜，是要分辨每个人。
凶手不仅有眼部医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他对眼睛有执念。
这个执念相当深。
所以我认为这个凶手是盲人，曾经当过眼科医生，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失明。”
题安沉思，“盲人？盲人是如何作案的？
他是怎么接近这些老人的？”
赵耀说：“所以就回到了那个疑问？
老人书写了大量的东西。
他们同时写了什么？
我想他们并不是写了什么认罪书，忏悔书，他们写的是生平传记。
凶手可能是假装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