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了？”
朱厚照这一日召见了翰林院侍讲学士林魁问道。
林魁回禀道：“陛下，已编纂有八成，后年可编纂完成。”
“你随便念几个进士的名录给朕听听”，朱厚照吩咐道。
林魁领了命，便念了起来：“余泰，弘治十五年壬戌科殿试三甲第一百一十四名同进士出身，南直隶无锡人，字国昌，号正斋。初仕户科给事中，历官山东参政。还，辟园市南，隐居芳洲，十年卒。善画，喜诗篇。《有芳洲漫兴集》。”
“慢着！朕记得很清楚，这个余泰是因为牵连进贪污案中被革职还乡的，当时考成法初次实行，本去因淮扬大饥而拨去山东购粮的三十万两赈灾银硬是只购回来了十万石，甚至还有一半是沙石，左右布政使俱被腰斩，他余泰也被革职还乡，三年后于其府中查出当年贪墨赈灾银实证，被重新羁押处斩。
这样一个大贪官，你怎么不记录其品德败坏之处，只记他回家造私园，留下什么诗集，和隐居苏州之事。后世之人若看后，岂不还以为他余泰是个不同流合污的风流雅士，因而只还乡隐居，甚至还对我华夏之建筑史做出了卓越贡献？！”
朱厚照很严肃地问道。
“陛下息怒，素来记史都是这么记的，是非功过只待后人评述，但为顾及本朝名誉，基本上本朝士大夫皆以记其功德，不录其奸猾，以免让后世之士子不耻本朝也，且原管翰林院的路学士（路兆吉）也特地嘱咐过，余泰乃其外甥，当不记其贪墨一事，臣想，素来百官不以贪墨相劾，自然也不必记其贪墨之事”，翰林林魁回道。
“荒唐！君主起居，尚且实录之，缘何文官之事不实录，如此岂不有意误导后世之人，朕不怕后世之人怎么看本朝，如果本朝满篇史料都是忠臣良将，那为何会亡？
难不成就可以因此怪罪于君王身上！君王一人何以致天下衰亡！给朕真实记录！不得有半点差池！贪墨、夺民之田、虐杀军民，凡是犯了这些事的文官都给朕记下来，还得有本朝评议，务必详细，不然，后世之人还以为朕太过残忍，以为天下文官都是道德君子，焉不知是他们这些贪官酷吏害民太过残忍，才逼得皇帝不得不残忍！”
朱厚照说着又注意到这个余泰的记录文字身上，想起刚才这林翰林提到了路兆吉，便冷哼了一声：
“又是这个路兆吉！如果是他的外甥，那更得好好记录，把当年山东那场贪墨大案，在他这外甥余泰的记录里写清楚，把他外甥如何参与勾结山东淮扬两地官员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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