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必能持续多久，毕竟好了伤疤忘了疼才是自然规律。
而以惨烈的流血死亡带来的伤痛，能让统治阶级记住多久，也是其价值体现，虽然怎么看，都显得不那么值，甚至过分悲怆。
至少，从雍熙二年起，未来的二三十年内，蜀中的社会矛盾会处在一种相对较低的水平，这是大汉帝国统治下任何改革改良都无法做到的。
而朝廷这边，开始把蜀乱的教训，印证着放到其余道府州县的纠谈匡正上。
但同样的，还是有那么一部分人，不依不饶地，把蜀乱的根本，归咎于“税改”上来，用他们的话来说，不改革，循旧制，蜀乱就不会发生。
而新税制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那么多问题与矛盾，已经足以引起朝廷警惕，蜀乱殷鉴在前，不可不慎
持这番论调者，他们屁股下要拉什么屎，刘旸心知肚明，因此，给潘佑这个税改名臣一个隆厚的身后事，就是他的表态。
至于那些人所提的弊病啊、问题啊什么，刘旸从雍熙元年秋冬就开始着手解决了，他执拗地认为，税改之弊，在于执行不力，在于监管不严。
他选择通过治吏、明法、济民来调节，在证明这一套失败前，他改革之心依旧坚定。
当然，刘旸也是没办法，比起可预想的税改失败造成的混乱，他宁肯咬咬牙坚持着这条艰辛的道路上。治国亦如治病，药也不能乱用、混用.
未己，皇帝下诏，以开封府尹李沆为剑南道布政使，以兵部尚书致仕的老臣刘廷翰被再度启用为剑南道都指挥使。同时召还招讨使杨延昭与护圣军，奉国军万余人仍驻成都，遣还关内、山南、湖广、京西诸道兵马，各有赏赐，由此，川蜀善后诸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西南军政最核心的只有三个职位，布政使、都指挥使以及成都知府，如今都换了个遍。
徐士廉这个成都知府，有效仿乾祐后期之赵普，开宝前期之张雍的意思，这个二十多年前斗胆登闻上告取士不公的士子，正上演着又一桩宦海沉浮、际遇无常的戏码。
不得不说，过去几十年，朝廷虽然一直在吸川蜀的血，但政治地位还是一点没亏待的。前有向训、赵匡胤这平蜀的二十四功臣，后有赵普、张雍这等贯穿整个开宝时代，在开宝政治活动中起到突出作用，具备重要历史地位的名臣。
他们都与川蜀、西南结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缘，如今，随着李沆与徐士廉二人站上西南历史政治舞台，似乎新的轮回又开始转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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