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熙九年（1001年）秋，距离刘旸登基已然快十个年头了，新皇帝变成了老皇帝，大汉帝国也以一个更加安定、繁荣的治世面貌呈现于当下这个世界。
过去的两三年间，在刘旸的鞭策下，朝廷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加大对违法乱纪、窃国虐民者的打击。每年秋决，仅各级官吏，便有数以百计的人被押到洛阳南市，被当众处刑杀头。
还是得说，论杀官效率，怎么也比不上世祖皇帝，因为他往往是一杀一大片，成群结队地杀，成百上千地杀。但在杀官频率上，刘旸却要超过他爹，他是追求法治，以法论处，判死即杀，理性杀人。
有的皇帝杀人，会导致人心离散，朝政混乱，国家衰弱；有的皇帝杀人，却让人心更齐，政治清明，国家富强。而刘旸显然是后者，因为他不乱杀人。
同时，即便在比世祖还要严苛的吏治环境下，大汉的权贵官僚们对刘旸这个皇帝，依旧是“任你虐我千百遍，我待陛下如初恋”的逢迎态度，实在是如今的大汉官场竞争太激烈了，职位早已饱和，人才也已溢出。
尤其在雍熙八年秋，刘旸开始关注体制内部冗员问题，并籍多方调查、了解、听取所得实况，对中枢部司以下道府州县乃至乡镇村里各级官吏，进行人数上的详定，这毫无疑问，在大汉官场又是一场巨大的波澜。
帝国的朝官、命官体制，已经十分完善，包括文武散官、勋阶官，都有成制，变动不大。相反，对于栖生于官制之下的“吏员”，一直以来并没有一个明确而清晰的定位与管理条制。
一切，实则是由各地方官自行料理，他们在“吏员”的设立任用上，具备极大的自决权，甚至可以说，这是各地官僚尤其是主官最重要的一项权力之一，很多地方官的权威也来源于此。
毕竟，数倍乃至十倍于官的吏员们，才是直接负责办事、管理百姓的人，他们也是大汉帝国统治体制延伸到地方、到百姓的触角。而地方的命官们，也往往是通过控制僚吏的前途与权途，来影响治下的局势，决定属民的命运.
实事求是地讲，皇帝要对付官，很容易，一纸诏书即可，因为他们最重要的法统来自于皇命，治政的权力由朝廷赋予。
但是，要对付吏，就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了，不只是那庞大的规模，更因为那盘根错节的关系，以及这个群体在大汉帝国这套社会管理模式中起到的关键纽带作用。国家要安定，百姓要管理，恰恰最离不开的就是这群吏。
因此，刘旸对“汉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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