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形成一个紧密的关系网。
地方上所有最赚钱的行业，都被这些宗室和巨商垄断，许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权，控制了当地的食盐销售，比如这次五王之一的“瑞王”朱常浩，其封地的官盐私盐买卖早已尽入其手。
这些宗室不顾百姓承受能力，任意抬高盐价，以致最底层的老百姓长年买不起盐吃，更是串通巨商，肆意操控粮米布价，牟取暴利。
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证明有利可图，宗室们就会通过向皇帝乞请或者各种巧取豪夺的手段，抢占到自己手里。
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
比如万历皇帝赐给福王两万顷土地，本来定在河南，但河南好地圈尽仍然不够，便继续跑到湖广、山东去圈占最好的良田，当地官员自然不敢管老朱家的事儿。
各地王爷经常向皇帝哭穷，索要各种特利。
按崇祯皇帝所知，到现在崇祯十九年这个时候，许多地方收税权实际上已经不归朝廷，陆陆续续划归了各地王府所有。
荒唐的是，崇祯十七年山东一省茶税只有十二两，偌大个金陵城，去年收上来的商税居然也才八两。
这种种极尽可笑之举，正表明如今在地方上宗室贵戚们和财阀的一手遮天。
周王拥有开封的税课权，潞王占有河泊所二十六处，潞城县的商税被赐给了清源王，屯留县的则归辽山王所有。
在崇祯初年，平遥王说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宽裕，历史上的崇祯皇帝念起乃是宗室贵胄，又把黎城县三年的商税划给平遥王府。
就是通过这种巧取豪夺，皇族们山积了天下最多的财富。
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货赂山积”，金钱百万，说的正是已死老福王朱常洵；陕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拥赀数百万”；大同的代王朱传虽然在历史上矢志抗贼，可细细一查，代王府仍然拥有房屋一千一百余所。
无论各地藩王抗贼之心如何，其王府山积的财富却是一个不少。
除了当朝皇帝以外，宗室们在各地方官府几乎个个都是土皇帝，拥有数不清的特权，他们和财阀们形成的垄断集团暴利滚滚，但是直接后果就是大明朝廷民生的日益困顿和财政的山穷水尽，直到崇祯年间彻底崩溃。
从土木堡之变开始开始，宗室发展更是急剧加快，原本负担很重的百姓更加雪上加霜，有的农民甚至“废箸、鬻舍、捐妻，以供藩王之禄”。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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