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没有同党，他们立刻对吴潜的观点发起针锋相对的反击。两军阵前，互派使节，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事，那蒙古军每次外出攻伐，必先遣使而告，难道是为了求和？贾似道身为当朝丞相，率孤军入援敌军锋芒所指的孤城鄂州，亲临一线指挥抵抗，史上又有几人能做到？你吴潜这么有气节，自己怎么不上前线，偏偏躲在临安城里吐酸水？
所谓追击北返的蒙古军队，更是纸上谈兵、强人所难。世人皆知蒙古铁骑悍猛，与其在野外浪战，宋军很难能讨到什么便宜，包括整个鄂州之战，一直是凭借坚城防御，已是苦苦支撑，丝毫未曾占据过上风。贸然追击野战，胜算极低且不说，怕不是正中忽必烈下怀？到时这十几万精锐主力有什么差池，东南板荡，大宋又以何为屏障？吴潜身为枢密使，却丝毫不懂兵事，只知说风凉话、扯人后腿，好不知耻。
至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更是无稽之谈。纵使当年秦桧之流，遮蔽内外、权倾朝野，若是没有高宗皇帝首肯，绍兴和议，也断不能成。更何况贾似道只是前线一统兵将帅，如何敢做这个主，又如何做的了这个主？就算贾似道敢说，蒙古军就敢信？你怕不是拿忽必烈当傻子！
双方在朝堂上你来我往的争论，却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外溢效果。
大量的底层青年官员和在野文士也加入了论战，而且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几乎一边倒的支持贾似道。比如上蔡书院山长王柏，献诗歌颂他“义概包宇宙，智略吞群英”，“归来辅皇极，一稔舒群情”；和靖书院山长郑之因，说贾似道纵使“殆许岁币”，也只是缓兵之计，至于划江割地不过是无稽之谈；史馆校检黄勇，身为青年文士魁首，直言“事急之际，尝约议和，也未尝不可，不能以此而掩再造之功”；就算是一向以刚正著称的掌理军器监兼权直学士院、状元文天祥，也评价贾似道“鄂渚之战何勇也”。
贾似道此番舍身犯险，逼退强敌，正和儒家士大夫出将入相的崇高目标，在尚且心存理想的大宋基层青年们心中引起了巨大的共鸣。也正是基层青年们的力挺，让他在舆论上瞬间压倒了质疑之声，使吴潜一方也不得不偃旗息鼓，不甘不愿的败下阵来。
二月十八日，贾似道令班师大军在后缓行，自领少数先导回到临安。宋理宗亲自率百官在临安城外等候迎接，“依文彦博故事，郊劳于城外”，“择日对御赐宴”，赞扬贾似道“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可谓极尽光荣、隆恩浩荡，风头一时无两。
待到贾似道入城之时，官员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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