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
两年后我出生，其后又五年，这总共七年间，父亲与母亲的婚姻生活究竟如何，我无法想象。母亲确实告诉过我种种有关父亲的事。好比父亲是静穆的人啦；嗓音虽然有点浊，但念起经来倒很清亮啦；喜欢徘画，所以常常一个人待在廊子上画水墨画啦；常常炫耀地说，屋里张挂的一幅亲鸾上人画像是非常值钱的画啦；还有洁癖，好比轮灯、烛台等，母亲擦过后，他一定要再擦一次；以及虽然那么温和，但酒品不太好，偶尔喝了几杯，便红着脸大发脾气等。可是父亲对母亲如何，两人之间发生过什么事，她绝口不肯提。究竟是因为那些事都不能向小孩说呢，还是母亲知道我和她必须离开故乡，因而不愿意再想起过去的事，都不得而知。
我觉得，母亲和父亲的寡默不同。她是幺女，生就一张叫人亲近的笑脸，因而很能赢得信徒众太太们的好感。加上她又还没到三十岁，对村民们照顾得很周到，普受尊敬。不过一部分较保守的信徒仍不免在背后飞短流长地说：“那女人有魔性，迟早会给清莲寺带来灾祸的。”
母亲殷勤地在这样的信徒家里走动，有时还不惜下到田里去帮忙，到头来还是没有能拂拭从小就缠着她不放的那些传闻。
我五岁的时候，清莲寺的正殿失火，父亲智周也陷在火窟里烧死。那个晚上，他喝醉了酒回来，身上的袈裟都没有脱下就在正殿里睡着，把一个烛架踢翻——这也是母亲告诉我的。父亲确实是因为自己不小心而死于非命，但是村民们却把肇事的罪过归在母亲身上。“那女人身上还是有恶煞，就是这恶煞把庙也烧掉了。不只庙呢，下次连村子也会被烧光的。”有人这样起哄，这么一来，连对母亲有好感的人们也开始白眼相加。母亲再也忍不下去了，七七的法事做完便带着还幼小的我，逃一般地离开故乡到东京去了。
在这镇上的火车站近旁的一条巷子里，我和母亲送走了十几年岁月。就在火车头的烟尘下，还有汽笛声的喧噪里，我们住在小巷里的小房子，靠母亲教附近小孩些插花、习字、裁缝等，把我抚养起来。
大约是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吧，我开始想知道镂刻在幼小时候的记忆的黑暗里，一个比黑暗更鲜明的黑影所构成的场面的意义。为什么文静温柔的母亲，在记忆里的那个场面里，成为一个披头散发，像恶煞般扑向一个男人的影子——从牵起小孩子们的手，那么和蔼地教他们插花的母亲的脸上所无法想象的那副扭曲面相，又含着什么样的意义呢？还有，连拿剪花的剪子都令人觉得不合适的母亲那细嫩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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