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跟着陈慕武去了一次斯德哥尔摩，让他再次回想起了在高纬度地区，被寒冷冬天支配的恐惧。
“我圣诞节前要到伦敦做一场圣诞节讲座，讲完之后，应该就要去法国了。”
“陈，你说什么？圣诞节讲座？我记得你连教都不信吧？伦敦哪家教堂的神父会想不开，请你去给他们布道啊？”
“呃……彼得，我确实不信教。但有没有可能，邀请我的不是什么神父，而是布拉格爵士？今年皇家研究所的圣诞节讲座，我是那个主讲人。”
无形装逼，最为致命，连剑桥郡第一话痨都被噎了个无话可说。
陈慕武的实力和名气都摆在那里，他去办这个圣诞节讲座，完全够格。
俄国人只能若无其事地转移话题：“好吧，好吧，你说你要去巴黎是吧？哪天出发？”
“应该就在讲座之后，大概21号吧。我不知道罗伯特帮我买到的是哪一天的船票，等明天我去问一问他。”
“你都买好船票了！我还想着和你一起去巴黎呢！”
之前的寒暄，全部都是卡皮察在铺垫。
他真正想说的，只有这最后一句话。
今年夏天，卡皮察在利物浦给查德威克当了伴郎之后，就开始变得闷闷不乐起来。
他想到自己已经过世的妻子，想象着如果不是那场该死的西班牙大流感的话，自己是不是早就已经儿女绕膝，琴瑟和鸣了。
他越想越觉得憋屈，趁着剑桥还没开学，就一个人跑到了巴黎去散心。
然后，来到法国的卡皮察，再次遇到一个让他心动的人。
安娜·阿列克谢芙娜·克雷洛娃，是一名在法国巴黎留学的苏联留学生。
她的父亲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克雷洛夫，是一个苏连数学家，曾经在圣彼得堡为沙俄海军服务过，也是第一个把《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从英文翻译为德文的人。
他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是1915年，而牛顿写这本书的时候，是1687年。
题外话，这本书的中文初版甚至比俄文版还要晚十六年。
到了1931年，商务印书馆才出版了由郑太朴翻译的全集。
卡皮察和安娜在巴黎苏连驻法大使馆举办的舞会上相识，两个人的故乡都是列佇格勒，再加上又都是在西欧留学举目无亲的留学生，于是自然而然地就一见钟情，坠入爱河。
“你也想去巴黎吗？”陈慕武明知故问，“那没什么关系，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