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是出于适当的信息分析和事实考量，有的则完全是这些人的歧见和缺乏认真考证的态度。
这篇诉状全文如下：
“具告状人李玉红，系本邑人，住江东李家庄，年二十五岁。
呈为与小的之夫赵仁贵无律法特定之情由休妻，且霸取本人出嫁之嫁奁，并诬告小的贪占其珠宝之情事。小的家中之两匹马，赵仁贵亦意欲强取，声称小的两匹马无用，迟早再嫁他人，云云。
小的婚嫁之后夫唱妇随，孝顺公婆，人前贤惠，也并未曾罹患有任何恶疾。小的忠于事，诚于己，未尝指摘、欺辱赵家之任何家人。
然赵仁贵于婚姻中日久，心生旁骛，时常詈骂苛责于小的，并诬称小的保管之赵家珠宝，有私吞自取之意。
小的料贵县明镜高悬，查本人并无私吞自取之心，乃遵赵仁贵之嘱咐，将本人嫁奁与其珠宝统存一处保管尔。赵仁贵之诬告必不能入贵县之听也。
且鉴于赵仁贵乃经商之人，在姚家窝棚打杂，己家并无使用牛或马做耕田之用。以民间习俗马之常用于耕田地之用可鉴，凡物有利一方日常生计者，律法应准之，以示对良俗之敬意。惟此，小的再嫁或不再嫁，再嫁可由新夫驱用，不再嫁可由小的本家父母驱用。
以上，呈请贵县判明小的与赵仁贵之间婚约系依本人之告状而解约，赵仁贵并无任何“出妻”之事由，以挽存小的声誉。另请贵县判令赵仁贵返还本人之嫁奁，并判令两匹马归小的所用。“
清末的司法制度是允许在某些民事诉讼中（比如离婚财产分配案），审判者不按照清朝律例，而是按照“常理”和“社会习俗”来判决的。对于法无规定的某些细微方面，严肃紧紧抓住了这些微末的细节，以建议法官对财产按照“有利于一方生活之便利”的原则——其实也是生活常理——来判决。提及严肃在财产分割案件方面的经验，严肃想起民庭的各位同事把最高院对离婚、财产分配、婚姻法中的各项规定，通通打印出来，贴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也在他们的脑海中烙上了深深的印记。一个开明社会的婚姻法原则，被他这样利索地应用到了一个清末的离婚案件，严肃感到开心和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