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上对韩延徽充满溢美之词，认为他对推动两国和平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应该追授诺贝尔和平奖。史籍记载：“故终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为寇，延徽之力也。”
然而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拿着《资治通鉴》，反驳得有理有据，“瞧，916年刚说了契丹不深入为寇，917年契丹就大举入侵幽州，权威史书打脸了！”
首先，请正确理解“不深入为寇”。非要咬文嚼字的话，契丹只是在中原的门口（幽州）蹭了蹭。
其次，再看前半句，“终同光之世”，同光是李存勖建立后唐之后的年号，公元923年4月，李存勖建国称帝，改元同光。狭义来讲，契丹在923年以前的入侵要排除。
当然，我们可以说“同光之世”应该理解为整个的李存勖时代，以支持通鉴打脸说。但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问题了：韩延徽的这封书信是何时写的。
史籍对此并无明确的时间节点，只说李存勖遣使通好，韩延徽借机捎回书信。双方的使者往来比较频繁，能够载入史籍的，只是比较大规模或者说意义比较重大的，究竟是哪一次的使节捎回的书信，无从考证。
再者，史书虽然以严谨、客观为基本导向，但史官也摆脱不了浪漫主义情怀，例如欧阳修，倒不能说是艺术加工，但一定程度的润色是有的。对于《资治通鉴》的正确理解，应该是韩延徽的确为两国友好做出了突出贡献，就不要纠结细节了。
当契丹人满载而归的时候，河东集团内部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兵变，再一次为契丹人提供了可趁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