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话一直这样。”
“你以前不这样。你以前不会说话。现在会了。”
刘琦想了想。他以前确实不会说话。不是不会说，是不敢说。怕说错，怕暴露，怕被人看出“不一样”。现在他还是怕，但他不怕达娃了。在达娃面前，他可以说不好的藏文，可以写歪歪扭扭的字，可以不知道荞麦饼的做法。她不会笑他，不会嫌他，不会觉得他不一样。她只是在那里，听着，看着，活着。
四
封地的第一天正式“办公”，刘琦坐在田埂上，面前摊着羊皮卷，手里握着炭笔，一个一个地登记佃农的名字和家庭情况。这不是才旺留下的文书里写了的。才旺只写了名字，没写年龄、家庭人口、健康状况、种地能力。刘琦需要知道这些信息，知道了他才能安排活计、分配粮食、调整贡赋。
第一个来登记的是一个老人，头发花白，腰佝偻着，走路的时候左脚有点跛，和在采石场被石头砸过的次仁一样。他叫旺久，六十二岁，一家五口——他、老伴、儿子、儿媳、一个孙子。儿子三十岁，身体好，能干活。儿媳身体也行，但刚生完孩子，还在喂奶，不能干重活。孙子三个月，吃奶，不干活。
刘琦在羊皮上写下这些信息，写得很慢，藏文字母歪歪扭扭的，像被风吹倒的篱笆。旺久看着那些歪歪扭扭的字，嘴角动了一下，没有笑，但也没有不笑。刘琦知道他在想什么——“这个新贵族，字写得还没我好。”但他不在乎。字写得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记下了这些。旺久家几口人，谁干活，谁不干活，谁生病，谁刚生完孩子。他记下了，他就会记得。记得了，他就知道该给多少粮食，该减多少贡赋，该在什么时候去帮忙。
十户人家登记完，天快黑了。刘琦把羊皮卷卷起来，用牛皮绳扎好，放在怀里。他站起来，拍了拍袍子上的土，准备走。旺久叫住了他。
“大人。”旺久叫他“大人”的时候，语气有点不习惯，像是在叫一个还不配叫“大人”的人。
“什么事？”
“你字写得不怎么好。”
刘琦愣了一下。他没想到旺久会说这个。他以为旺久会说“年贡能不能少一点”或者“水渠能不能修到我家地边上”。旺久说的却是“你字写得不怎么好”。不是抱怨，不是批评，是一种“我看到了，我说出来了，我没别的意思”的陈述。
“我还在学。”刘琦说。
旺久点了点头，转过身，朝自己的土坯房走去。走了几步，停下来，没有回头，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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