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具体事项的处置上，与正常程序存在偏差？”
陈清泉已经交代了很多，但还是摇头，语气很认真：“高书记做事很规范，我在他身边这些年，没有见过他违规操作的情况。”
“有没有某些案件或者项目，他的意见和系统内部的意见不太一致，事后回头看，你觉得他是出于某种非工作层面的考虑？”
陈清泉沉默了一会儿，说：“高书记对案件有他自己的判断，有时候和下面不一样，但我说不出哪里有问题，我觉得都是正常的工作判断。”
侯亮平继续，换了一个角度，把陈清泉当年亲历的几件具体事情一一拿出来，逐条追问——那件事的具体指示是什么？是否书面留存？与后来的结果有没有出入？
陈清泉对答如流。每件事都说得有细节、有逻辑，但每一件说完，侯亮平都感觉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保险柜，虽然柜门大开，里面却空无一物。
他有点急了。
第三天，侯亮平换了一种方式。
他把陈清泉秘书任期内，高育良处理过的几件有争议的事情，用一种半推断的语气重新描述了一遍，在末尾加了一句：“你觉得，当时高书记做这个决定，有没有可能是受到了某些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来自赵家方面的压力，或者某种不成文的、你不便明说的利益安排？”
这是引导式提问了。
陈清泉听完，停了很长时间，没有立刻回答。
然后他抬起头，用一种很复杂的眼神看着侯亮平。
那眼神里有什么，侯亮平看得出来——不是配合，不是对抗，是一种识破了真相之后的、带着一点鄙视的东西。
“侯主任，”陈清泉说，声音很平，“你让我说什么，你直接说就好。但我告诉你，我知道的，都说了；我说不出来的，不是我不想说，是真的没有。”
“或者，你想要什么，你直接写就行，我都签字。到了这里，我有觉悟。”
侯亮平沉默了。
审讯又持续了好几天。
侯亮平没有放弃，他从另一个方向继续挖——高育良主导政法委工作期间，有没有哪些案件，结果让某些利益方受益；高育良的社会关系里，有没有和赵家有往来的中间人；高育良本人的生活细节，有没有超出正常范围的开支或收入……
陈清泉一一回答，有什么说什么，没有的，也没有说有。
唯一有价值的是吕州美食城，可美食城又完全用不了。
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