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手交叠搁在膝盖上。他的脸上带着一种奇异的平静，像一个坐在台下看戏的观众，戏台上的风起云涌、刀光剑影，似乎都与他无关。
代表控方的是一个年轻的检察官，姓卡特，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看上去像个刚从法学院毕业的优等生，说起话来语速极快，像一把上了膛的机关枪。
他的策略很明确，将梁家骏描述成一个“暴力的、有预谋的、危险的”人物，将那个白人描述成一个“无辜的、手无寸铁的、不幸遭遇了暴力袭击的”受害者。至于那个被打得终身不孕的华人姑娘阿珍，在卡特的陈述里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出现，仿佛她根本就不存在。
邓肯站了起来。
他站起来的速度很慢，可当他站直了身子，正对着哈里斯法官的那一刻，整个人忽然变了——像一把生锈的旧剑被从鞘里拔出来，露出了底下依然锋利的、寒光凛凛的刃。
“法官大人，”邓肯的声音不高，语速不紧不慢，可每一个字都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落在地上，“本案的核心，不是梁家骏先生是否打了人。本案的核心，是警方在取得梁家骏先生的口供之前，对他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