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需要一个精神科医生的评估报告，我也可以安排。”
邓肯终于伸出了手。他将信封拉到自己面前，抽出里面的照片，一张一张地看过去。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依然是那副冷淡的、职业化的面孔。可秦渡注意到，他看照片的速度越来越慢，每看一张，手指就在照片的边角上多停留一瞬，像在称量它的重量。
“有意思。”邓肯放下最后一张照片，摘下眼镜，用一块绒布慢慢地擦拭着镜片。
“你来找我，是因为你知道，这个案子——打赢很难。”
“恰恰相反。”秦渡微微一笑，那双狭长的眼皮覆盖着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这个案子，只有您能打赢。因为您不是那种只会照着法条念的律师。您是那种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律师。”
邓肯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他将眼镜重新戴上，靠回椅背，双手交叉搁在肚子上，像一头刚刚吃饱了的、正在盘算下一顿食物的海豹。
“秦先生，您给我画了一张很大的饼。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句话听上去很漂亮，可它背后需要的东西，您未必给得起。”邓肯顿了顿，伸出三根手指，“首先是钱。这个案子会拖很久，我的小时费率您知道，我带的团队也需要按小时收费。一个月？两个月？半年？都有可能。您的口袋，够不够深？”
“这个您无需担心。”秦渡的回答干脆利落，像子弹上膛。
“其次是时间。这个案子不能急。每一个程序都要走完，每一份证据都要抠到骨头里，每一个动议都要写到完美。您和您的朋友，有没有这个耐心？”
“当然有。”
“那么最后一点”邓肯忽然坐直了身子，身体前倾，两只手肘撑在桌上，那双锐利的眼睛直直地盯着秦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梁家骏本人，能不能配合我们的策略？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证明他无罪。我们的目标，是证明警方的取证程序是违法的。这意味着，梁家骏不能在法庭上喊我没打人、我是清白的。他必须承认他打了那个白人，然后指出——可是我的口供是在被打了四十个小时、被按进冰水里之后签的，那份口供不能算数。”
邓肯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秦渡听得见，可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钉在秦渡的心上：“对于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来说，承认自己打了人但还是要翻供，比坚称自己没打人难得多。前者需要智慧，需要勇气，更需要——信任。他必须相信他的律师，相信这个制度，相信在这个制度里，还有一条他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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