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九日，上午九点。
骨科病房。
病床旁边坐着一个人。
三十四岁，黑，瘦，穿一件冲锋衣。
脚边放着一个旅行包。
“周磊。”方牧说。
那人站起来。
“您是方律师。”
“是。”
周磊握了一下手。
他的手很硬。
“我爸说，”他说，“是他自己摔的。”
方牧看了一眼床上。
老周躺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是。”方牧说。
“传达室门口。”周磊说，“地上有水，他拖地没拖干。”
“是。”
周磊坐回去。
他把手放在膝盖上，搓了两下。
“方律师。”他说。
“嗯。”
“我爸这个人，”他说，“一辈子没撒过谎。”
方牧没说话。
“所以他跟我说是摔的，”周磊说，“我就当是摔的。”
他抬起头。
“可是他左胳膊上有三个指头印。”他说。
病房里静了一下。
“三个人抓的。”周磊说，“一个人抓一个。”
老周在床上闭上了眼。
方牧站在那儿。
他想说话。
老周先开口了。
“周磊。”
“哎。”
“你几点的车。”
“下午两点的。”周磊说，“回成都。”
“几点到机场。”
“十二点得到。”
老周说：
“那你现在走。”
周磊愣住了。
“爸——”
“现在走。”老周说。
他还是看着天花板。
“你那个车，”他说，“一天一趟。你少跑一趟，人家就换人。”
周磊张了张嘴。
“我请了三天假。”
“退掉。”
“爸……”
老周转过头。
这是他进来以后，第一次转头。
“周磊。”他说。
“哎。”
“你听我一句。”老周说，“我这把骨头，两个月就好了。”
他停了一下。
“你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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