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慢条斯理地放下，然后将一个牛皮纸信封从西装内袋里抽出来，放在桌上，轻轻地推到邓肯面前。
“邓肯先生，我这里有一个人，”秦渡的声音不高不低，语气平稳得像在念一份商务报告，“昨天晚上，他被关在中央警察局的地下室里，被打得遍体鳞伤，被剥夺了数十个小时的睡眠，被按进冰水里反复呛水，最后在一个他完全无法理解的状态下，在一张他根本没看清内容的口供上按下了手印。”
邓肯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他没有打断秦渡，也没有急着去看信封里的东西，只是安静地听着，像一个猎手在观察猎物的一举一动。
“这个人今年十九岁，在美国长大，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父亲在唐人街做了一辈子的生意，积攒了一些家业。三天前，一个白人水手在他的妓院里把一个十九岁的华人姑娘打得终身不孕，他气不过，追出去把那个白人打了一顿。那个白人断了三根肋骨，鼻梁骨折，颅内出血，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当然，他是活该的。”
秦渡说到这里，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那弧度带着一丝冷意，“可警察不管这些。警察只看到一件事，一个中国人打了一个白人。所以他们抓了他，封了他的店，还要逼他认罪。然后呢？然后他们会把他送上法庭，给他一个蓄意谋杀的罪名，把他关进监狱，关上十年、二十年，直到他变成一个真正的罪犯。”
秦渡顿了顿，望着邓肯那双藏在镜片后面的、锐利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而我要做的，不是证明他无罪。我要做的，是让您帮我们打一场，证据排除战。”
邓肯的眉毛挑了一下。那是兴趣的信号。一个刑事辩护律师，听到“证据排除”这四个字，就像一只老猎犬闻到了火药味，浑身上下的毛都竖了起来。
秦渡将那封牛皮纸信封又朝他推了推，信封的口是敞开的，里面露出几张照片和一份手写的笔录。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人的脸，青紫的淤血，肿胀的眼眶，裂开的嘴角，额角上一条还在渗血的口子。照片的角度很刁钻，显然不是随便拍的，而是有人专门找好了光线和距离，将每一处伤痕都清晰地呈现在镜头里。
“这是今天早上，我一个朋友进探视室的时候，用藏在袖子里的微型相机拍的。”秦渡的声音低了下来，带着一种只有两个男人之间才会有的、坦诚而危险的默契，“这些照片上的人，叫梁家骏。他在被审讯期间受到的暴力，远远超过了合法的界限。而这些，只是他身上的。还有更多的，他的精神状况，他现在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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